辽代墓葬出土木质器具研究
辽代墓葬出土木质器具研究

2018年10月11日《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9期

墓葬是先人留下的最后痕迹,在“事死如生,事亡如存。”[[i]]的观念下,墓主人会努力将时代的记忆带进死后的世界。因此,对于墓葬的研究是探寻历史文化的重要方法。辽代墓葬作为研究辽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研究,如刘未、刘海年、李岱松、林栋等对其形制、分期、文化因素等方面有深入的探讨[[ii]];此外何莲、王春燕、赵运龙等分别对墓葬出土的金银器、玉器、琥珀等进行了研究[[iii]]。虽然曹汛、高晶晶等对辽代的棺床小帐和真容偶进行过论述,但至今还未有人系统的对辽代墓葬出土的木器进行研究。而木器是辽代社会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对其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故本文将对辽代墓葬出土的木器进行系统探讨。

  一、辽代墓葬木器发现情况

辽代享国200多年,留下墓葬遗迹众多,随着辽墓考古的发展,不断有木器呈现出来。本文主要以新中国成立后辽墓考古资料为依据,共发现有木器出土的墓葬49处(因木质葬具前人已有研究,故不在本文研究之内)。从出土情况来看,辽木器出土的墓葬涉及到契丹、汉等不同民族的各层人物,而且在早、中、晚期都有发现。详细出土信息见表1。

  二、辽墓出土木器类型

辽代墓葬中出土的木器主要有桌、椅、枕、床榻、案、卧狮、卧龟、凤首雕、狮子、盆架、衣架、镜架、梳、碗、桶等。按其用途进行划分可以分为:日用品、饮食器、兵器、马具、丧葬用品、娱乐用品、装饰品以及建筑构件。

墓葬出土的木制品以日用品为主,其中桌的数量最多,桌虽然大小不一,但是形制大致相同。桌面多为长方形、少数为正方形,并且在四周做出框。桌腿为柱形,柱腿与桌面、柱腿之间的横杠与柱腿之间都是用榫卯连接。典型器物为张文藻壁墓中出土的大木桌。其次是椅子,椅面多呈长方形和正方形,椅背多依据人体生理构造而做成倾斜状,各连接处皆运用榫卯,典型器物为北京大兴康庄辽墓出土的木椅。而衣架则种类比较多,其代表有卧虎湾4号墓的长方形衣架,器物涂成橙色,上用黑色画云纹图衣架,还有张文藻壁画墓出土的上部呈三角形衣架,中部为立杆,下为十字型底座。枕以喀喇沁旗上烧锅4号墓出土的两件为代表,呈扁圆状,内部为空,枕中间向下凹。此外还有盆架、镜架、盒、桶、梳、案、箱、榻等出土,详见表2。

表2

柏木,长方形,方木做出四个边框,前边框两如意云头足,后边框下两个长方形柱足。

饮食器虽然出土不多,但是保存比较完整能看出当时饮食器具的特点。其中主要有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木碗,为敞口,碗身上面有用刀刻的雕痕,底部为平面。而代钦塔拉辽墓出土的碗,则为侈口,碗身为直壁,圏底,质地比较薄。建平西窑村辽墓出土有木箸1只,长达25.6CM,直径达0.5CM-0.8CM,表面雕刻出8条凸弦纹。朝阳沟门子辽墓出土有竹筷1只,长达24CM,两边分别为圆形和方形,表面为黑色。此外还有陈国公主墓出土的木质鸡冠壶,其用木料制成两面,外表修饰光滑,造型与其它材质鸡冠壶器相同。

兵器作为战争的重要工具,一直都是当世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辽墓中出土的木质兵器主要为三类。其一是古代远程兵器弓弩的核心弓檠,在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木质弓檠,是将硬木削为两部分,再用将其与3个合页组合起来,表面磨光后上色,再画出墨云朵,此物出土时还可以使用。其二是鸣镝,以前主要认为鸣镝多由铁、铜、骨等制成,而在代钦塔拉辽墓出土有21件鸣镝皆为木制,形状为椭圆,上有圆孔四个,尾部形状分为燕尾和三角形两种。而哈喇海沟辽墓出土的鸣镝则为枣核形,同样上有圆孔四个,并且前后对称,剩余长度为2.7CM。最后就是木质的箭杆,哈喇海沟辽墓出土有箭杆若干,基本呈圆形,前粗后细有凹槽,因腐朽折断其它特征不祥,在代钦塔拉辽墓出土鸣镝处也有箭杆出土,亦因腐朽形制难以辨别。

马具虽然发现的数量比较多但是种类仅限于马鞍和马鞍架。木质马鞍以科尔沁旗道尔其格辽墓出土的马鞍为代表,前后鞍桥高分别为35CM和30CM,有两块鞍桥板块组成,每个鞍桥板上有两个凹槽,可以用来嵌入鞍桥,其吸收唐代马鞍的元素明显。马鞍架以代钦塔拉辽墓出土的为代表,由脊、梁、柱和底座组成,各部分通过榫卯连接,其中上半部分为人字形鞍架,下半部分则为梯形,最后加上矩形底座,使整个构架完善稳固,便于放置马鞍。

丧葬用品主要为用于陪葬的木俑,其不同于放置墓主人骨灰的真容俑,以张世卿壁画墓23件木俑和马直温夫妻墓的11件木俑为代表。这23件木俑有文吏俑、伏虎武士俑、甲胄武士俑、人首蛇身俑,做工细腻,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并且涂有不同的色彩,是辽代木俑中的精品。而马直温夫妇墓里面的11件木俑则为十二生肖俑,全身为文吏形象,头部分别顶生肖,其中缺少狗,因为时间和保存条件原因色彩多已掉,并且出现腐朽痕迹。

娱乐用品主要有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的80枚木围棋子,这八十枚棋子半径均0.8CM、中间厚达0.5CM。其中部分已经残缺。此外巴林右旗查干勿苏辽墓出土木质乐器一把,但是由于腐朽只能判断出为弹奏类乐器,具体为何种乐器已不能研究。

装饰品以辽耶律羽之墓的鎏金木雕坐狮和辽代庆陵皇族墓葬出土木质装饰品为代表,耶律羽之墓这件装饰品雕刻细腻,做工精美,整体高15.6CM、宽7CM,由坐狮、莲座和插杆三部分组成,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辽代庆陵皇族墓卧狮长达43CM、宽20.3CM、高19CM,采用整体雕刻法雕成,雕刻细腻,线条清晰,神情栩栩如生,为辽代雕刻的经典,此外在此墓中还有卧龟、凤首雕、浮雕人物像、莲瓣彩绘木饰等精美的装饰品出土。

建筑构架发现的也比较多,以扎鲁特旗浩特花1号墓出土的建筑构件为代表,其狮子图案木构件现存长、宽、厚分别为为18.4CM、9CM、0.8CM。构件以褐色为底色上面绘制两个玩耍的狮子,造型生动活泼,在狮子上方还绘制出卷云纹,使得整个构架具有极高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此外还有三种不同的斗形构件,一种构件为黑色,顶部呈十字形,平面为方形,底部带圆孔,侧面有凹槽,应该为栌斗;另一种同样被涂成黑色,但顶部为一字形,其它的与第一种构造基本相同,应该为散斗;最后一种构件则顶部不存在任何凹槽。

  三、辽墓出土木器文化因素探析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木情结,这种情结与西方喜爱砖石不同,主要来源于中国“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中国哲学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liii]]”,木生于自然欣欣向荣,充满生机,“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化生气。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其性为暄,其德为和,其用为动,其色为苍,其化为荣[[liv]]”,这与无生命气息的砖石相比,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哲学观。从辽墓中出土的木器类型从吃住用具到军事、祭祀用具,使用者从平民到贵族,并且涉及到不同民族。由此可以看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观同样为辽所继承。

从辽墓出土木器种类情况可以看出,在辽代前期墓中出土的木质器物主要为马具和兵器,到中后期以后,随葬的木器种类不断增多,除前期已存在之外,日常用具普遍出现,建筑构件不断增多,并且有娱乐用品出土。前期的马具和兵器具有明显草原民族的特点,而当时墓葬中未有木质日用品的出土,说明当时在木质家具等方面发展还有限。但后期辽代统治者有意识的向中原学习,“大同元年三月,壬寅,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将中原的工匠带到辽地,直到辽中后期,随着辽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不断深入,辽朝社会木质器具不断发展,深受各阶层喜爱。

在出土的众多木器中,有一种比较特殊,就是张世卿壁画墓和马直温夫妻墓出土的随葬木俑,其不同于辽墓中常见的用于盛放死者骨灰的真容俑,而是文吏俑、武士俑、生肖俑,这与隋唐时期墓葬中的陶俑非常相似,再加上墓主人为汉人,说明在唐代亡国后,存于辽地的汉人更多的保留了隋唐的丧葬习俗。但由真人殉葬到俑葬再到纸祭是历史的趋势,因此葬俑的丧葬习俗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这也是辽代墓葬随葬俑的现象很少的原因。

从木器加工工艺上看,辽墓出土的木器雕工细腻、刀法淳厚、线条清晰、比例协调,其材质多以硬木为材料,以榫卯结构为主体,在榫卯的接口处用符号做出不同的标记,并能根据器物造型,再加上工匠和拥有者对审美的要求,设计出不同种类丰富多样的榫子和卯眼,将横牚、角牙、蜀柱、短柱等与器物的主体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浑然天成,形成了纹样、雕刻、打磨、组装、上漆等一整套体系。此外在盒子、桌子、椅子等上面用金、银、铁加以装饰进行包边、镶面等的装饰方法,明显吸取了西亚用金属构件对家具进行加装饰的手法。这也表现出了辽代木器吸取百家之长,将中国古代木器加工工艺不断推向前的历史贡献。

从出土木器纹饰看,其中的莲花、狮子、四叶海棠花等,具有明显的佛教色彩,体现出了辽朝社会崇佛思想。从皇族后族到平明百姓都对佛教及其推崇,在太祖“九月,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lv]]”,之后到辽太宗时期“至幽州城中,见大悲菩萨佛像……因立祠木叶山,名菩萨堂。[[lvi]]”在统治者大力宣扬下,全国各京、道寺院众多,各僧人不仅出入于庙宇还登入到庙堂为皇亲贵胄讲经论佛,其中不乏入仕为官者,使得有辽一代佛教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而其中的祥云、仙女、如意等具有明显的道教文化因素,其武士俑、生肖俑正如《大汉原陵秘葬经》记载“十二原辰长一尺二寸安十二方位,五呼将长一尺二寸镇墓五方,五精石镇五方,祖司祖明长一尺二寸安棺后,仰观伏听······安墓道中。[[lvii]]”这些具有道教文化的器物出现,说明辽代虽然崇佛,但是道教思想和文化在辽朝民间传播也很广泛。再加上凤鸟、乌龟等纹饰图案的出现,可以看出辽代兼容并蓄、海纳百创的开放气息。

辽墓中出土木器较少的原因主要在于大多辽墓已被盗掘过,而且木制器物容易腐朽,难以保存。从现存有木器出土的辽墓前后变化可以看出,辽代景宗、圣宗时期开始,木质器物种类增多,与此时辽代文化发展、制度不断成熟相印证,表现出中原文化对辽地影响不断增强。综合辽墓中出土木器的种类、加工工艺以及纹饰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木器的使用是在辽吸收中原思想继承唐代文化、对中原工匠及工艺引进的同时,不断吸收丝绸之路上传来的西亚文化和佛教文化,从而使得木器的应用在这种多元文化下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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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9期 作者: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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